土司制度越是严密和完善，它与流官制度的差异越小，最后终究要为流官制度所取代。

    清朝是土司制度极盛之时，也就是改土归流到来之日。

    雍正时期的改土归流，是一场社会变革，有其政治的、经济的和社会的深刻原因。

    它意味着中央集权最后战胜地方分权，地主经济冲破土司割据的藩篱而获得发展，封建文化得以渗进闭塞落后的角落。

    诚如魏源在《雍正西南夷改流记》所言:“小变则小革，大变则大革;小革则小治，大革则大治。后笑先咷，安知非福?——一时之创夷，百世之恬熙。”

    它对落后地区的迅速封建化进程，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并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至于在贵州改土归流的缘由，首先是土司制度的弊端，发展到清代康、雍之世充分暴露无遗。

    在土司统治的地区，土司占有绝大多数的耕地、山林、水源，土民只有零星而少量的土地，无地或少地的土民，在经济上被迫依附于土官，成为土地的附属物，形成土司对土民的人身占有关系，而且，这种“主仆之分，百世不移”，严重地阻碍了封建经济的发展

    据《户部则例》卷四载:贵州“兴义、普安一带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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