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占政府的正当权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议：“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与士大夫的治理共识唱反调，连一向强势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认，“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尝专断”；仁宗更是“虚君”的典范，“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当时有人评论说，“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

    皇帝如此软弱无为，竟然导致有些谏官都看不过去了，质问仁宗：“今政事无大小，皆决于书、枢密，陛下一无可否，岂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这么认为的：“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认为，汉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说作为来自现代社会的赵昺应该十分乐于接受这种‘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现在却难以接受。当然这不止是他对于权力的贪恋，而是因为这种不纯粹的民主实际已经成为皇权和相权之间争斗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稳定的时代，他尚可接受。可在这动乱的时期，这种民主便成了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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