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镇长之间的关系显然要比书记更紧密一些，不仅因为镇长来得早，而且作为分管领导的镇长无疑比书记更会笼络人心——他坚强中时常流露出因不满而产生的悲观失落的情绪，那一刻，他似乎是无助的软弱的甚至比不过一般干部的日子好过。

    我当初还不具有把这种情绪的流露当成一种处世技巧的水平，人都有同情弱者之心，我因为同情所以更乐意接近他。

    人在不少的情况下还是该信一点儿报应的，待在文化局再次相聚时他对我的表现就不能不说是这一段情的回照。

    至于我们之间的闹僵，则完全可以说成是一次偶然。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书记的缘故，或许书记对我的好是出于与镇长对立的策略，但我更相信书记更多注重的是工作和人品，因为书记从不肯沾公家一点儿便宜，不止我一个，有不少自封为诸侯的小部门都吃过他的闭门羹。

    说起这次偶然居然改变了我的一生实在让人闹心，尽管这种改变也说不上好歹，如果没有这次改变，或许我会经不住诱惑而进了监狱也说不准，所以有不少事经不得假设，最好别假设，徒劳。而且即使再闹心也闹不过当初，当初我或许已达到了闹心的至高境界：浮躁、坐立不安、脑袋如同麻醉了似地没有一丝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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