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三差五就要开会，而且都是至关重要的非要党委政府许可才能完成的任务。

    我不妨这样讲当时的窘态：最害怕接到开会通知，应该说，从接到开会通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考虑会后到底要向谁汇报，若是向镇长汇报吧，书记必定是要知道的，倘若他知道了以他的脾气肯定雷霆万钧，一怒之下指不定就能摘掉你原就不大的乌纱帽。这事不是没发生过，有谁还敢不战战栗硬拿热脸往冷屁股靠？

    若是向书记汇报吧，镇长肯定不同意，又要一二三四地列出许多意见，意见多倒无所谓，怕就怕这些意见与书记的不一致，而且镇长是负责抓落实的首长。

    县里的领导当然不会顾念镇里的情况，虽然他们只负责业务领导，但他们所压下来的任务还是必须要完成的，否则，年终考评落到了全县的后头必又会是一通责任追究了。

    两难之下就不得不应付了，尽管我知道应付是无法完成任务的，但我谁也不想得罪，反过来说谁也得罪不起，只好杂耍收银员似地四处打躬作揖了。

    这或许还是过多顾及工作的缘故，也曾见个别人甚至连钟也不撞年终照拿大红证书。若是那样的话，或许就不会出现咱们前面讲述中曾提及的那一段。

    若论起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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