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会相当难堪。

    譬如，我第三次换秘书时，组织部长这位因我分管财政而经常在经费上照顾的习惯于称兄道弟的老兄脸已拉得老长，憋了好长时间直至脸已发紫才勉强应了，却又再三地叮嘱，这次一定要考察好，下不为例。

    我能够感觉到自己三年换三位实在太过了些，但没有办法，到我们这一层级，秘书无疑就是最近的亲信，尽管此时亲信的选择空间明显广了，也有不少甚至要胜过秘书的亲信，但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一一列举，不妨只说说我的三位秘书，以此为例。

    第一位，《烟酒的讲究》中曾有提及，就是我的那位老乡。

    我们不必重复，只说待他决定给我干一辈子秘书时我却坚决地调了他，这里面当然有我因为希望而淡化了风水先生的预测的原因，但最关键的还是他本人：

    人虽干练，活儿也干了不少，却无论如何点拨总象脑子缺了根儿筋似地不灵通，张嘴闭嘴就是老县长如何如何这事儿换了老县长该如何如何，似乎老县长就是他爹，他象了解他爹一样了解他。

    我原以为他恋旧也不多与他计较什么，但渐渐地我就不耐烦了——在新领导面前适当地提及老领导无疑能够让新领导觉得你恋旧值得信任，但总提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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