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新来的教导主任，因为校长习惯的用征求意见的方式对教务处工作的安排不再冲着我而总朝向新主任，他仿佛已忘记了我的存在。我实已形同虚设，没有人给我安排工作，也没有人向我汇报工作。我无法忍受这种尴尬，便不再出席校务会，当然也没有人再通知我，教导主任的待遇自然也在我主动不再出席会议的一周后自动地不了了之。

    这并没有迟滞我抨击舞弊的决心和步伐，我必须对花样翻新的舞弊行为有一个全面地了解，这不单纯是一个骗取荣誉的问题，长此以往将是对学生道德和信仰的毁灭性打击。我的神经由此变得敏感，显然在无限地夸大着舞弊危害性的同时，同样敏感地洞察着一切。

    事实上，在反舞弊问题上我并不孤立，但我的极端行为还是从形式上把自己孤立了，没有人在公开场合跟我沟通交流，即使我的那些坚定的支持者也不肯跟我多说一句话。

    不过，我没有因为压力而放弃，从发动学生揭露舞弊行为企图化被动为主动的活动中和同样实施了舞弊行为却没有受到预期效果的同行的牢骚中，我很快便掌握了这些确不易找出证据的舞弊行为的足够信息——除了“手拉手”之外，舞弊行为已发展至监考老师之间相互“关照”以应对乡教委为防止舞弊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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