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方面的天才，即使跟某一领导偶尔地碰一次面或者没有任何理由的对笑一次，我也能演绎出极富情节的故事，尽管我的这些几乎完全属于谎言的故事常遭到档次稍高一点儿的人譬如村支书的鄙视，但我只能靠之维持着自我，尽管这些故事中的许多在我独自想起来时也常常让我因羞愧而脸红。

    或许这也是人常说的“树挪死人挪活”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人为了自我的存在必然要用谎话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除非一步一个脚印地进步，否则时间长了必被揭穿而威信大降。进步了就不会被揭穿？不可能，但机关人都懂“为尊者讳”，揭穿了又有谁会去说？除非神经病，当然，机关人都多少带有点儿神经病，只是绝到不了乱说的程度。

    我的谎言为自己挣得了脸面，却为自己惹来了麻烦——脸面因为人缘而来，而人缘则必须靠人的“用途”，或者说，人只有具备了“用途”才能更大的赚取人缘。由于漫无边际的吹嘘，渐渐地便有人找上门来求我办事，而且略有推辞人便会指责我架子大不办事，实不知我根本为他们办不了什么大事，实在不便于明说，当然只能默默地独自承受。

    最典型的有两件事颇值得一提，其一便是关于自行车牌的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恐怕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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