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差距也缩小到不足十分，但仍没有摆脱倒数第一的命运。问题是，我因此失去了进职称的机会，又因为没有职称而使转正的希望化为泡影。别不服，不服也不行，反正依据的就是期中考试的成绩，岂不既客观又公正？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民办教师与公办教师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

    我是一个喜欢将事情装在心里独自承受而不轻易表露的人，这样的人通常都是倔强的，而且这样的人的倔强是可以而且必须转移的。倔强的转移受良心支配，有一个压力逐步累积到人最终能够承受的程度而迫不得已实施的变通过程，或许干脆变成了一股动力。事实上，当我面对着一班五十五名生机勃勃的学生时，责任重锤一般剧烈地撞击着我落魄的情绪。班会上，由于突然忆及了自己的遭遇，竟颇多感慨，日后自要大骂自己不该，却意外地把孩子们导入了一场“为什么而读书、怎样读书”的大讨论。绝非偶然，半年后，一班已稳居全年级第三的位置，我也如愿以偿地考取了省师范学院。

    在师范学院上学期间，我完全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巨大魅力所吸引了，一个个理论与实践的难题都迎刃而解。象黑夜里突然见到了光亮，我的思路和眼界为之开阔起来，创造力被激活了象喷泉一样奔涌着。我陆续发表了十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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