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不起眼的人，成绩也很一般，到底有什么值得他那么费心地要当我的朋友。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哪里，你还记得吗？”他反问我。
    “好像是在大槐树？”我不太记得了。
    “是在操场上，你和文雅说要搞侦探社的时候。”他笑了，“你编了两条长长的麻花辫，垂了下来，低着头，有些冷漠，有些拘谨，很有民国时期女孩子的味道。很特别的感觉。我觉得你特别好玩，傻乎乎的，很爱脸红，还特别容易相信别人。”
    “我既然傻乎乎的，你为什么要和这个傻瓜做朋友？”我抗议道。
    “我开始可没想和你做朋友，我从来没见过哪个人像你这样，把别人的看法当成圣旨。后来，觉得你人还不错，有改造的空间，本着救人的思想，我来拯救你的。”他笑得自行车都握不稳了，假装叹了口气，“没准上辈子我欠你的，这辈子还你。”
    “胡说！要还也是我还你，我要不认识你，得少多少麻烦啊！”我怒不可遏，还有这样往自己脸上贴金的！
    “当然是我还你，否则我用得着当复读机教你数学，还要当车夫送你回家吗？”他夸张地摇头，“还没有工资，赤裸裸的剥削啊！”
    “那是另外一回事，”我词穷了，气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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