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诚信也不会倒这个霉。看到我俩卡壳，黄诚信十分高兴，又咧开嘴，说：“如果不是出这意外，我也不会离开曼谷，回泉州去做生意，唉，我对泰国还系有很深感情的！”

    最后三人商量，给黄诚信打个五折，让他还我们俩总共二十五万泰铢就行。黄诚信仍然不太情愿，但他估计我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也只好同意。拿到手两万五人民币，我也算有个心理安慰，刚刚接朱先生那桩生意还赚到一万，这笔亏空还有一万五，再努把力就全赚回来了，所以也没觉得有多心疼。

    晚上，我请他俩去吃海鲜大餐，又特地叫上吴敌。他很感激，原以为不再为黄诚信打工，我们就不会再想着他，可我们并没有。喝酒的时候吴敌哭了，搂着我们三人的肩膀，问什么时候咱们还能回到过去，继续在曼谷开店，一起吃喝玩乐。

    “总有机会的！”高雄笑道。

    谁能想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喝酒。

    送走黄诚信，这才是真正的告别这家伙，以后再想见面的话，除非我去福建办事或者旅游，否则就没那么容易了。

    晚上，我正跟高雄在娜娜街喝酒。以前都是四个人，有时还会有五六个，又令我想起之前梁姐跟我们在ktv斗歌的时候了。现在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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