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都觉得洪秧的死与我有关。如果葛言没因为我而设局陷害她，如果我提早察觉葛言的计划而拦住，更确切的说法是如果我没在上海与葛言重逢，没有一起去纽约出差，没有与他相爱，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追本溯源，葛言有错，但我也难辞其咎。

    我向来知道这个世界太浮躁，生命太脆弱，可洪秧的事却让我感受太深刻。我突然觉得就这样被关进监狱也挺好的，至少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愧疚和自责，也能用来逃避现实的世俗世界。

    所以对于洪秧父母的指控，我的沉默成了默认，我拒绝聘请律师，但葛言和周寥知道后，积极为我奔波。

    他们委托的律师来见过我几次，但我只字未言，最后这一次，律师也沉不住气了：“梁小姐，你什么都不说，不仅对你不利，也会伤害到为了证明你的清白而努力的人们。我虽然不知道你三缄其口的原因，但你应该想想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带着孩子从三亚赶过来了，他们每天以泪洗面，都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如果被判刑是你想要的，那你的家人就得承受别人的指指点点，你觉得你的孩子能戴着他妈妈是杀人犯帽子健康成长，你的父母能戴着女儿是杀人犯的帽子安享晚年吗？”

    律师的话让我麻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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