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水吧。”我这才很不情愿地松开他，去沏茶。
    他在沙发上坐下后，问我：“亭亭呢？”
    “在房间玩电脑。”
    沏好茶后，我端起茶杯，一边走过去，一边问：“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去年7月杨光被抓后，我担心他把换钱的事抖搂出来，就悄悄去了南方，后来辗转到了香港。”说完，他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杯。喝了口后，他把茶杯放在茶几上。
    “去年9月你给我发伊妹儿报平安。那个时候，你在哪儿？”我边问边在他身边坐下。
    “刚到香港，还没去哥斯达黎加。”
    “哥斯达黎加？”
    “你应该知道呀？我不是让律师给你发过信吗？你的电话，就是他给我的。”他说的信，就是伊妹儿。
    “他又没写地址，我哪儿知道？你干吗去那儿呀？”
    “大多认识一个台商在那里做生意。他接我过去住了几个月，替我办了本护照。”
    “那么长时间，你也不来个伊妹儿。我都快急死了。”
    “还说呢，我连台电脑都没见过。”
    “那儿这么落后？”
    “我边等护照边替那个台湾人看仓库。你说，哪里有电脑？上网就更别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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