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香港前，我在机场免税店给大江买了瓶洋酒。在飞机上，我又给沈永青买了块双历石英手表。一到家，我就给大江打电话。他说等大多那边办妥后再通知我。
    晚上，沈永青打来电话，他这才知道我去香港了。见他在电话里啰里啰嗦的，我约他明天来我家谈，顺便把我姐的衣服和他的手表拿回去。
    第二天午饭前，他就来了。进屋后，他十分惊讶，对我说：“老天太不公了，你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我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等事办成了，你也会过上好日子的。”我只能先给他开张空头支票。
    “事要不成呢？”没想到他会说这种丧气话。
    “瞧你这乌鸦嘴。”我没好气地说。
    “还我乌鸦嘴呢？信发出去这么多天了，也没动静。我看这事要黄。”
    “这才几天呀，你着什么急？”
    我心想，信从吴天印那里转给谢大多，怎么也得要两周时间，现在没消息应该算正常。
    他将信将疑，问我：“你有那么大的把握？”
    “你等着瞧好吧。”
    “那好，我听你的。不过，就冲你去香港，你也得请我撮一顿。”
    我心想，也该请他了，就说：“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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