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会陈述利害，绝不会胡编一句话，说成是天子制诏，所以算不上矫制，你放心。”

    其实退一万步，矫制也不一定有事，因为在大汉，这个罪名判起来那是相当灵活。任弘在河仓城烤馕等傅介子时，琢磨过律令，矫制罪名有三等，即“矫制大害”、“矫制害”和“矫制不害”。

    矫制大害判腰斩，矫制害判弃市，至于矫制不害，你猜怎么着，居然只罚金四两，削除官爵！

    而若是矫制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利益，甚至会不予追究。

    任弘便知道一个例子，汉武帝的谒者汲黯，奉命去地方巡视，发现当地水灾横行，官员却放任百姓饿死，流民四起，于是便以符节为凭，矫制要求当地开仓放粮。

    事后汲黯也聪明，先上疏自劾，结果汉武帝也没追究此事，只是影响了汲黯自己往后的仕途，被弃置于外郡。

    不过也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反例，同样是汉武帝时，有位博士徐偃巡视地方玩了出矫制，让地方自行铸铁器，事后还不觉得自己错，运用儒家理论振振有词，跟廷尉张汤驳辩。

    结果徐偃的理论，被汉武帝派精通儒术的终军驳倒，判处腰斩。

    刘彻对付这群儒生，还是很有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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