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已经习惯了，所以也不会想着去反抗，反而要更加虔诚的惩罚自己。

    并且在天竺产生了一种由上到下的鄙视链，即便是贱民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净街的就可以鄙视掏粪的，掏粪再去鄙视那些比他更为低贱的。

    在天竺贱民甚至不能算是人，连牛的地位都比不上。

    即便是自己都快吃不上饭，他们在看到“神牛”的时候还要奉上吃食，这就是天竺人中大多数人的状况。

    但到了大宋之后，到了利国监之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他们的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几乎都差不多，并且赚取的工数也是一样的，去大宋官员那里兑换的粮食也是一样。

    在这个时候，种姓已经没有那么重要，甚至开始被天竺人自发的抵制，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自己不断的劳作换取更多的粮食，再用这些粮食换取大宋的官钞，为自己积攒财富。

    人与人之间的鄙视链被打破，因为苏轼在这里坐镇的关系，几乎没有人敢再提起种姓制度，没有谁敢说比谁更为高贵。

    这是苏轼刻意做的事情，抹杀掉天竺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只要在大宋的土地上，他们就必须遵守大宋的律法，当然他们现在也不是大宋的子民，但他们吃着大宋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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