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被资本掠夺去。但资本不是罪恶，资本的逐利性同样不是问题。我们看到厉行法治的国家，最大限度减小了资本逐利性对于国家的影响。

    但这不是根本，因为有着智慧的人类，不该被自己制造的怪物所吞噬。就目前来看，中华联邦的制度是适合的。用主动追逐科技的发展，来替代资本逐利的被动推动社会前进的脚步。也许这不是一个可以解决资本逐利与民生之间矛盾的根本手段，或者将来的社会结构会更国复杂、微妙。

    资本不罪恶，也不丑陋，但当它与人性之中的贪婪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非常可怕的结果。这不是危言耸听，各国对于这样的事情往往使用法律的手段，来制约资本的逐利。但问题在于，当资本的强度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转而影响政府的功能与作为。

    这就是“束缚”，也就是唐云扬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谓的“松绑”的核心问题。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些资本家里的政治精英们，愿意被“松绑”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尔.戴高乐感觉自己不能不说话了。如果说加入“中华元经济区”，那是为了对抗英国与美国在盟军内部的同盟。他们在盟国集团之中，具有相对的领导地位。对于政客来说，这将影响未来的欧洲格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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