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群团组织根据各自的具体职能和实际情况定目标压担子积极开展活动，镇机关的干部实行包村制，筹资计划和进度一天一通报，先进者予以表扬并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落后者由镇长负责进行诫勉谈话，迟迟没有进度者就地免职，即所谓的“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到一大片”。

    为了促进计划的落实，我召开了一个由上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的诸如“凡事让路”“一分不少，一元不多”等口号，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实践证明，这种当时最为流行的农村工作方式确十分有效。

    且不多讲我当时是如何激情飞扬地开展工作，单说一个月后，乡财政终于有了一笔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资金，尽管这笔资金还远远不足县交通局所规定的配套资金，却毕竟还是有了，小动物们早已为之沾沾自喜了，尤其是乡长，连走路都变得轻飘飘的，正如他所说，这路倘若不修，已足够宽敞一阵子了。

    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满意。乡镇这地方，说大确不大，只是共和国最低一级政府；说小却也不能算小，终究是一级政府，管理着几十个村三四万人。费了如此大的气力，却只筹了这么一点点资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工作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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