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意味着咱们所说的是非标准因为单调而丧失了意义，事实证明，反而更加复杂和重要了，因为差距渐渐随着是非标准的差异而产生了。

    我的讲述既然就是要支撑上述观点，话题不妨从临时工转干说起——临时工转干在当时来说，无疑是除了升学和当兵之外的能够跻身干部行列的另一重要途径，许多自觉有点儿能耐而不甘寂寞的年轻人纷纷托亲告友往乡机关的临时工队伍里钻，企图通过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身份。

    事实上，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如愿以偿地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甚至走上了乡机关的领导岗位，譬如分管我们的副乡长据说就是临时工转干的，因此他非常重视这事儿，经常借这事儿说事儿，以此作为严格要求我们的一个理由。

    我之所以对转干采取了极为冷漠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了他这种不断重复的刺激而形成的逆反心理所致，倒不是人们所想象的因为我父亲有钱的缘故。

    长期冷漠的结果，便是让我变得对一切都漫不在乎，尽管传言说这一批转正是最后一批转正指标，但我仍是无动于衷。

    传言的理由是几乎每年都有的转正指标早已让原本只有二十几人的乡机关发展到具有上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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