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长，我甚至以礼节性地通报结果来诱导他，但我父亲总是拿起电话又放下，最终也没有将结果告诉他，直至多少年后他才了解到了事情的结果，既惊且疑，半晌没有说一句话。

    实事求是地说，我当时是带有私心的，总企图事情通过他的干预能有个逆转，尽管这个企图无疑是虚无缥缈的。但我父亲却不这样，不可逆转的结果让他默默地接受了老乡长的建议，而且把这种接受看成是两人惯常争论的妥协，最重要的是他不想给他再增添新的麻烦，我父亲认为，做朋友便应如此，更何况此时的老朋友刚摆脱了审查，正赶往省城参加副县级干部的培训。这一点儿，是我父亲费尽周折才从朋友处打听到的。

    从不肯服输，是我父亲一惯的行事风格，明知竞争厂长的希望已极其渺茫，他还是再三向新书记陈述自己的工业经营理念，企图通过自己纠缠不休地说理来改变新书记的决定。

    新书记不同于老书记，他认为沸沸扬扬地争论了这许多年，既已达成共识，便是沉下心来谋发展的时候了，没有再继续争论下去的必要，如果再毫无意义地争论下去，无疑是一种浪费，甚至可以说是犯罪。所以，他对我父亲这种无休无止喋喋不休地近乎于农家妇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唠叨不停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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