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无多大关联，只是因为大家都脸黑。

    象这样的传言极难探听得到，机关里大多谨言慎行，见了面或哈哈一笑或开一些半荤半素甚至极为露骨的黄段也拿得出来，至于谁与谁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有的人恐怕至死也搞不清，最可怕的要数被人活埋了还没弄明白是谁挖的坑是谁填的土。

    当时的我毕竟如副书记所说嫩得能掐出水来，当然不肯堕了自尊，在副书记问过我一些无关疼痒的问题后，我居然说出了城里那位亲戚的名字，企图博得一些可怜的尊重。岂料副书记故作没有听清，问外面的那位便是你亲戚吗？

    原来亲戚的名字竟然与外面两位同样面如黑炭的啤酒肚其中的一位名字谐音。我忙说，不是。

    副书记说，那就是咱们的书记和乡长。

    我怯生生地再次探出头去望时，两人已停止了谈话，眼睛各自在望着不同的方向。

    后面的经历告诉我，当时的安宁乡有不少胜过红头文件的不成文的规定，诸如除了书记和乡长之外绝不敢在上班时间站到院内闲聊；因为书记喜欢背着手走路，其他人当然不可以如此；黑不能说黑，必须说成乌；因乡长有一次喝高了，睡觉时大喊“上饭”，“上饭”只能说吃饭而绝不可以提“上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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