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承包地都是村里的优质地，价格在八百元以上，高的甚至达到一千八百元。

    他原以为凭这些额外的收入足以应付税费改革后村里的资金困难，不料，麻烦因此而来了：承包地多的认为自己负担过重不肯交；承包地少的则认为地价下降自己地少吃亏不愿交；待要将承包地打乱重分，少地的趁了愿，多地的又考虑到土地的预期收入以合同不到期为由不想调，情绪急躁的甚至跑到刘老蔫儿门前大发虎威。

    各大族长由于顾及到各自利益，尽管我再三提醒要跳出原来的圈子去想问题，但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终却又回到了老路上，各执一词，言辞激烈，一句话，就是村里目前的状况大罗神仙也没法办。

    这种情况下，敢于出手就是最好的办法，我果断地表明了自己“用现金找平差距，立即收回重新分配”的态度，并解释说，天底下没有绝对公平的好事，为了今后的公平必须打破现在的不公平，理由就是国家的土地政策，只要有政策就要执行政策，政策是标准，任谁都不能违反。

    族长们沉吟了许久，都感别无他法，才勉强达成了一致意见。

    农村人都知道，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调整是农村最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曾经有位老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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