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何紧张的悲观论调。
税比费虽规范了许多,征收起来却象费一样困难重重,接近三分之一的村庄迫于任务完成的期限由村干部借款垫交,不少村干部为村民垫交的税费款高达十几二十几万,个别班子瘫痪的村则依旧颗粒无收。
原本就不宽裕的镇级财政因此普遍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的压力,幸喜有一国家重点工程涉及镇,虽增加了我们不少的工作负担,由此而带来的土地补偿费却为镇财政提供了莫大的周旋空间:镇财政先是对涉及村庄多年来的税费欠款进行了抵扣,无异于杯水车薪,不得已只好向尚有余力的村庄转借。我知道,这样做非常不明智,也不会持久,便加快了调离镇的运作。
年轻的书记总算大面积调整了一批干部,据说也是最终妥协的结果,我这位老书记跟前的红人由于忽视了其他副职领导的作用,自是有名无份。
干部调整结束后,年轻的书记终于肯亲临镇,我突然记起了不经意间听到的关于接领导的事儿,便独创性地去镇界接他,却不料他已从另路赶来,待接到秘书电话匆匆赶回时,已见了汗,再三解释后,他没有说话,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这也算是一个信息,我的心总算平静了下来。
他只是例行的调研,没多大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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