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问题，大错特错了，其实，大家都懂，只是不说，说才傻呢，非把人得罪肿了不可。我不这样认为，又不是个人恩怨，怎么会呢？所以，我成了乡工委唯一多余必须靠边站的人，无论诸如说一些毫不相干的话等之类的如何屁大的小事都在背着我，渐渐地，连话也没人跟我说了，因为无人愿受工业副乡长的脸色和眼神明显瞟向我的“万一泄了密便如何如何”的恐吓。至于工业副乡长，按时下流行的“关系可以无限拓展至天下一家人”的观点深究起来，我们之间还颇有些渊源，所以，我不信善意者的告知，并非完全因为工业副乡长那保持不变的笑容可掬的模样。岂非在搬弄是非？然而，果真如此。

    若要细辩，大概因为那个小事故：由于听信了关于工业副乡长的一些传闻，而且这些传闻无疑因为自觉丰富实际单薄的想象地加入而更加坚定起来——要不然，对他一贯信任的书记为什么会破例地绕过他而直接安排我呢？事情往往这样，越想越觉得象，便把加班加点清出来的底子直接报给了书记。却不料与他所报的数据差距过大，他眼神愤怒地盯着我向立马把他找来的书记分辩道，我不知道啊，都是下面报上来的。书记转向了我，我本该理直气壮，因为我的数据准确无二，但那一刻我眼前却突然尽是他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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