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粮料一十万九千八百八十八石，除失风外，其抵鲜者共计九万二千三百七石四升”，“每石脚价四钱二分，共银五万四百两”，而“梭布、平机细布共三万疋，每疋价银二千，共该银七千五百两”，“加以运官廪从及向道工食之数，非六万金不可”。（《明熹宗实录》卷32）
    而据毛文龙称天启二年总共收过军需“至天启二年，幸原任监军道副使梁之垣义矢同舟，于春初风涛之中，首先出海，三次付到帑银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二两九钱八分九厘，买籴丽粮，救济嗷嗷……于本年收过都司李惟栋解到饷银二万三千两，都司唐尧卿解到饷银一万七千两，天津委官陈汝明等解到米豆八万三千石、布二万匹”。（《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奏》毛文龙称天启二年实收米豆八万三千石，然而该年毕自严称实收九万二千余石）
    如此的补给，兵饷、抚民、买马办料、备办军火器械、置造船只无一不取办于此，远远不能满足敌后战场建设和维持的开销，何况又接济不时？毛文龙自言“望饷如止渴之梅，而议饷犹救薪之水”，又回忆说“余尝登山凝睇，见大鱼仿佛徜徉，以为运艘也，久之愈杳，掩涕而回。如是者，不知凡几”。（《东江疏揭塘报节抄》卷7《崇祯元年正月十九日具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观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