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存在的可能“站错位置”的危险，土司在袭职时也会存在很大的风险。

    如前所述，从明代开始，为了“防止冒袭及因承袭人不明而起争端，故规定土官须先将应袭之人呈报。

    并于呈请袭职之际，取得上司印，然而在土司袭职时，“取得上司印结”这个环节成了一个瓶颈，土司们深受各级流官种种刁难和敲诈。

    特别是布政使下属吏员杂役，为了给上司效劳，勾结内外人役，欺骗讹诈，从中渔利，使原是重价的袭职费，再加数倍，以至数十倍。

    如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土司高世昌请袭，卖了庄园5处，得银1000 两，才领到委状。

    光绪十六年(1890年)，高氏又因无力袭职，请求西门韩姓，当官认银4000余两。

    在如此高昂的“请袭费“面前，高氏土司采取的办法是“不择手段”地保住土司的头衔。

    这也是高氏土司能够持续800多年的原因之一。

    当然，在高氏土司承袭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内阴的危机，如据《明史》载，“北胜州土同知高世懋死，异母弟世昌袭.其族侄兰妄称世昌奸生，讼之官，不听.世昌惧逼，走丽江避之.寻还至澜沧，宿客舍，兰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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