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族土司制度全面发展的全盛时期，土司制度总体上尚能适应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少数民族人民尚能适应土司制度的统治，而明王朝又无足够之力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直接的统治，由此，以政治和军事力量作后盾而强制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势必会在某些方面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和消极影响。

    譬如，洪武初年，忻城土县废土设流，正统年间，瑶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流官无法统治，引起社会动乱，影响正常生产，弘治末年，明王朝被迫复流为土。

    弘治十八年(1505年)，明廷平定岑接等土官叛乱之后，在田州改土归流，降知府岑猛为福建平海卫千户，田州由府降为州，以平乐知府谢湖掌州事。

    结果遭致岑猛反对和土民不满，改流失败。

    由此可见，不少土府、土州、土县改流后引发了不少社会问题，这对民族地区社会的发展有所不利。

    同时，改土归流引起的社会动乱，对边疆的稳定与安全有所不利，正如嘉靖六年两广都御史姚镆所言:“流官之设，徒有虚名，反受实祸。思 恩未设流官之前，土人岁出兵三千以听官府调遣。既设流官之后，官府岁发民兵数千人，以备土人之反复，流官之无益，断然可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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