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经过，《资治通鉴》卷275有如下记载:帝遣供奉官姚坤告哀于契丹，契丹主闻庄宗为乱兵所害，恸哭日:“我朝定儿也.，方欲救之，以勃海未下，不果往，致吾儿及此。”……日:“何故自立?”坤为言帝所以即住之由，契丹主日:“喜饰说，毋多谈!”

    又日:“吾儿与我虽世旧，然屡与我战急，于今天子则无怨，足以修好.若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

    坤日:“此非使臣之所得专也。”契丹主怒，囚之，旬馀，复召之，日:“河北恐难得，得镇，定，幽州亦可也。”

    于是给纸令为状，坤不可，欲杀之，韩延徽谏，乃复囚之。

    通过上述史料，我们可以获得以下信息:第一，阿保机欲以兄弟父子之名干涉唐政，未遂。

    从最终未杀姚坤看，此时身在辽东的阿保机还不能力敌中原，他决定“先礼后兵”试图抓住对中原局势的主动权和决定权。

    第二，阿保机以军事相威胁，以结盟为诱饵，索要镇，定，幽州，目的是要建立“监督统领”下的“藩辅。”

    第三，“与我大河之北，吾不复南侵矣”，才是阿保机的最终目的。

    可见，辽太祖阿保机南下中原的策略并非一成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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