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低级下流、庸俗不堪，并不为过。

    所以这一时期，群众意见很大，老百姓对这些新生事物都很抵触，生怕把自己的孩子给带坏了。

    于是治理文化传播途径种种违规、违法行为再次成为工商部门的工作重点。

    宋国甫便又成了让游戏厅、录像厅、书摊儿老板战战兢兢的瘟神。

    只可惜禁得了行为却难禁胡思乱想，也恰恰正是在这个时期。

    “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竟然变成了“婚外恋”。

    接着，又继而诞生了“情人”的说法儿。

    这些时髦新名词儿虽然仍属于不正经、被鄙夷的范畴。

    但如果仔细品味，却不难发现。

    从人们的口里说出来，已经多少有了点儿浪漫的味道了。

    不能否认，有人在暗中希冀着什么，而这或许就是世风日下的苗头。

    最后的一条是，由于外地人口持续流入京城，京城环境难以避免的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管控了。

    像善于经商的维族同胞，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陆续进京的。

    这些头戴小帽儿的维族同胞，除了把葡萄干、哈密瓜、杏干、纱巾等商品带进了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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